从“小麦收储降1/3”看粮食安全和通胀预期

　　

　　小麦收购量大降是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小麦质量下滑叠加收储制度调整，并不意味着国内粮食安全存在问题。小麦价格可能会出现结构性上涨，但对CPI的影响不会太大。

　　今年小麦收购同比大幅下滑1/3，引发市场对于粮食安全的关注。但从夏粮收获情况来看，今年属丰收年，国内外机构的预测数据也指向今年国内小麦减产不多，小麦收购量的大幅缩减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粮食减产。

　　我们认为，小麦收购量大降是自然灾害导致小麦质量下滑和收储制度调整的交叉影响所致。
　　受自然灾害影响，今年我国小麦产量和质量均有所下降。在恶劣天气的冲击下，部分小麦主产区的播种面积和单位产量均遭受负面影响，导致小麦减产，但从减产数据来看，自然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小麦收购量的大幅收缩。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收储制度调整是导致今年小麦收购量下滑更主要的原因。近年来，我国逐渐开始对主要粮食的收储制度进行调整。在今年的小麦收购工作中，我国首次调低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并提高了收购小麦的品质要求。今年自然灾害导致达标小麦数量下降，而质量较高的小麦则出现惜售，农户以最低收购价出售小麦的意愿降低，最终导致小麦收购总量大幅缩减。
　　夏粮征收的大幅缩减并不意味着国内粮食安全存在问题。首先，夏粮产量仍属丰收，而且相比夏粮，秋粮重要性更高；其次，小麦和玉米库存仍高，从年内玉米拍卖来看，无需过度怀疑库存真实性；最后，我国谷物以自给自足为主，进口量相对国内产量而言极少。
　　在粮价方面，小麦价格可能会出现结构性上涨。受自然灾害影响，国内外小麦均出现减产和降质，推高国内优质小麦价格，叠加近期猪价反弹、油价处于高位，以及货币政策边际转松带来的流动性充裕，可能促进通胀预期出现明显的发酵。
　　抗通胀情绪可能阶段性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但由于粮价并非全面上涨，且粮食分项在CPI中的权重较小，粮价结构性上涨对CPI带来的影响较为有限。
　　一、小麦收储降1/3和夏粮丰收之间存在矛盾？
　　今年小麦收购同比大幅下滑1/3，引发对粮食安全的关注。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数据，截止2018年7月31日，国内主产区的小麦累计收购量仅3696.7万吨，同比去年减少1836.3万吨，降幅高达33.2%。同时，3696.7万吨的同期收购量也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小麦收购的下滑，引发市场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明显上升。
　　但今年我国夏粮收获情况总体良好，仍属丰收年。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夏粮共收获13872万吨，同比略降2.2%，总产量仍属丰收。 其中谷物（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产量12984万吨，同比略降2.3%。由统计局发布谷物产量的同比降幅来看，小麦收获总量的下降幅度并不大。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7》的数据，2016年小麦种植面积为2418.7万公顷，其他谷物（除稻谷、小麦、玉米、谷子和高粱之外）仅177.9万公顷。由此可推断夏粮谷物中小麦占比可能超90%，夏粮谷物收成未出现明显下滑，也就意味着小麦收成尚可。
　　国内外机构预估数据也指向今年中国小麦减产并不多。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8月预估数据，2018/2019年度年小麦预计产量为1.23亿吨，较上一年度减产5.6%；而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 8月预估数据，2018/2019年度中国小麦预计产量为1.28亿吨，较上一年度仅减产1.4%。
　　通过对比小麦收购量和夏粮产量数据来看，可以发现小麦收购量的缩减并不能归因于粮食减产。那么发生这种矛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二、小麦收储大降，背后是灾害导致小麦质量下滑和收储制度调整的交叉影响
　　1. 受恶劣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产量略降，而质量下滑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提供的信息，自2017年底的播种期开始，国内小麦北方主产区在生长周期中多个关键时点遭遇恶劣气候冲击，播种面积和单位产量均受到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在冬播时期，河南等部分地区遭遇连续阴雨天气，小麦播种推迟，这一方面影响了小麦播种面积，另一方面也导致部分小麦前期积温不足，后续生长受到影响。而在清明期间，河南、山东局部地区等主要小麦产地出现持续低温，小麦大面积冻伤，后续出穗较少。最后，在灌浆收获时期，安徽等地连日降雨、日照不足，小麦灌浆收影响，且部分小麦在潮湿天气的影响下出芽霉变，产出品质下降。
　　虽然恶劣天气导致小麦收获情况受损，但从减产数据来看，自然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小麦收购量的大幅收缩。相比之下，小麦质量下滑造成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对于部分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品质不达标的夏粮作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于7月20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受灾地区夏粮收购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帮助受灾地区农民减少损失，积极妥善处理超标小麦等问题，避免出现农民‘卖粮难’，并建立长效机制，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2.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收储制度调整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相较于减产，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收储制度调整，叠加上灾害导致的小麦质量下降，才是今年小麦收购量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
　　2004年，为保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粮食最低价收购政策正式启动。
　　2005年和2006年，针对水稻缓和小麦作物的最低收购价正式实行。发改委会在每一年春播之前发布粮食的最低收购价，随后在粮食收获后委托中储粮等国有粮食企业向农民收粮，收购价格不得低于之前公布的最低收购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为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开始实行针对玉米、大豆等价格与国际市场关联度较高的作物品种的临时收储政策。临时收储在具体实施上与最低收购价政策相似。发改委每年会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实施一次收储或多次收储，确定收储的价格和总量，并委托国有粮食企业对粮食进行收购。临时收储的总量由粮食市场的价格行情决定，若玉米、大豆等作物的市价行情较好，则没有必要进行收储（2009-2011年玉米收储就曾暂停）。
　　由于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的托市作用，加之国家对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进口数量的严格限制，国内小麦价格和玉米价格与国际价格并无太大关联。
　　近年来，国家逐渐开始了对主要粮食作物的收储制度改革。在最低收购价和收储制度的作用下，部分粮食作物价格市场化程度较低，且产需平衡出现问题，库存高企。自2010年起，我国年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400公斤，而2016年国内玉米库存高达2.66亿吨，库销比也达141%，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凸显。
　　2014年起，收储制度的改革逐步推进。收储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有两点，第一是推进粮食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第二是缓解玉米等作物的库存压力。2015年，我国首次下调玉米的临储收购价格。2016年，针对玉米的临时收储停止。同年，我国下调了水稻的最低收购价格。2017年底，继玉米和水稻之后，我国首次调低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这标志着粮食作物收储制度的全面改革。
　　在2018年的小麦最低价收购工作中，小麦的收购价格被设定为115元/50kg，较2017年下降3元/50kg。更为重要地，今年印发的《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还提高了收购粮食的品质要求，小麦作物的收购要求由过往的五等提高到三等，但今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小麦品质出现明显下降，不达品质要求的小麦在今年的收储工作中被拒之门外。
　　同时，质量较高的小麦可能出现惜售情况。一方面是小麦收购价下调，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小麦主要产区今年也遭受不同程度灾害，导致全球小麦产量和质量双降。这也就使得部分农户对后续高质量小麦价格看涨，从而不愿以收购价出售。
　　综上，在粮食收储制度调整的背景之下，小麦收购品质门槛的提高，叠加灾害导致小麦质量下降，使得达标收储小麦数量下降，是今年我国小麦收购总量大幅放缓的主要原因。
　　三、夏粮征收大减，并不能推出粮食安全存在问题
　　夏粮征收大减，并不意味着我国出现了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夏粮产量仍属丰收，而且相比夏粮，秋粮重要性更高。统计局给出的夏粮产量数据，谷物较去年同期仅减产2.3%，仍属丰年。而且参考2017年粮食产量数据，秋粮产量约为夏粮产量的3.18倍。因而夏粮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较秋粮而言要低得多，关注后续秋粮情况。
　　第二，小麦和玉米库存仍高，从年内玉米拍卖来看，无需过度怀疑库存真实性。2017年数据显示，小麦和玉米年末库存分别占当年消费量的71.7%和110.5%。规模巨大的库存意味着即使当年粮食产量出现一定程度的减产，也不会影响到居民的粮食消费。问题在于库存是否真实呢？我们认为玉米临储拍卖情况可供参考，即国家将前几年收储的玉米拿出来拍卖出售。
　　截至今年8月9日，临储玉米累计拍卖成交量达6100万吨，超出1年玉米产量的1/4，从侧面说明无需过度怀疑粮食库存的真实性。

　　第三，我国谷物以自给自足为主，进口量相对国内产量而言极少。从进口数量来看，据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我国小麦进口总量为442万吨，玉米进口总量为283万吨，相较于国内产出规模分别在1.225亿吨和2.165亿吨，进口小麦和玉米在中国粮食消费中占比极少。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预估数据计算，2018/2019年度我国小麦的自给率为96.8%，玉米的自给率则高达98.6%，指向粮食安全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