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1791亿斤，比上年增3.2%，玉米产量首次超过稻谷，改善了粮食内部结构性矛盾。玉米的“崛起”见证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但小麦、稻谷面积及效益出现下降，未来稳定我国口粮供给，必须加大经济刺激，包括对提高单产研究的技术给予足够的支持和提高种植比较收益。
近年来，我国谷物的种植结构已发生根本转变。玉米作为我国主要的饲料粮和工业粮，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其生产和消费都处于较高的增长态势，而稻谷、小麦等主要口粮的增长则缓慢得多，种植面积更有不断收缩的趋势。
早稻播种面积连年下降，自2005年以来的6年中，除2009年出现增长以外，其他5年早稻播种面积持续下降。即使2012年中央财政首次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南方地区推广早稻集中育秧技术，收效也较微弱。小麦种植面积也有所减少。2012年初的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指出，近10多年来，我国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近1亿亩。
比较收益低是小麦种植面积持续下降的原因。据国家发改委调查，2009年以来，我国小麦收益已连续3年下降，2012年由于成本上升及新麦上市后低价运行，效益继续下降。农业部对全国10省农户调查，2012年夏收小麦亩均收益152元，比上年降4.4元，降幅2.8%。
我国当前的小麦单产水平已属世界前列，除非技术上有大的突破，否则只能有微幅提高。当然，单产的提高表面是技术问题，实际是经济问题。同时，种植面积的降低也不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而是由于经济原因。这意味着，未来要保持我国小麦和稻谷的持续增产，必须加大经济刺激。
可以预期，未来补贴政策对平抑粮价和刺激生产的效应将不断被削弱。从来只有多数人补贴少数人的行为才能持续下去。美国农业人口不足2%，98%的人补贴2%的人负担自然小很多。即使是这样，2012年6月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一项包括削减已实施20年的直接支付农业补贴的法案。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削减赤字。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农业人口占比仍高企的我国，就更不可能依靠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形成根本的长效刺激了。
因此，要根本解决上述问题，规模化种植是目前最可行和最有效率的途径。只有把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才能在不加重国家和消费者负担的前提下保持生产积极性。当然，这个过程要符合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要由市场做主导分配资源，应当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而产生，并非行政计划的结果。
在完成这个重大转变之前，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维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仍需要在小麦、稻谷等品种上增加补贴投入，同时通过提高最低收购价等政策保持一定的价格上涨态势。
（郑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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