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步伐的加快、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耕地面积的缩减、人口的增加等因素，导致世界性粮食危机再度显现。联合国下属粮食和农业组织（FAO）6月7日公布报告称，今年5月份全球粮食价格在接近于历史高点的水平附近徘徊，通胀压力仍有可能会导致数百万人陷入饥饿状态。
我们将视线转入国内，去年秋季我国冬小麦播种以后，干旱、冰冻，进入2011年冬春夏连旱，50年、乃至6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使我国冬小麦主产区抗灾成本大增，局部产量受到严重影响；干旱缺水导致早稻生产受挫，有些地方中稻无法播种；旱区人们盼望已久的降雨在6月上旬姗姗来迟，但是旱涝急转。《人民网》6月9日消息，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介绍，入汛以来，全国累计有12个省份发生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255千公顷，受灾人口481万人，倒塌房屋7462间，直接经济损失约49.2亿元。后期会不会有更大的涝灾尚待观察。
虽然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获得连续7年丰收，其中连续4年粮食总产超过一万亿斤，但不容忽视的是，粮食生产的隐忧不得不令人深思。有媒体曾经引述国土资源部的调查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有近3000万亩。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国家一再强调要保持18亿亩耕地不动摇，可是其中的3000万亩耕地是保住了，但却荒芜了。如此下去，能够立足国内保证95%的粮食自给吗？
农民为何将赖以生存的耕地撂荒？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没有跟上时代飞速发展的步伐。靠什么来“激活”3000万亩耕地发展粮食生产？我认为要靠“三力”。
一、靠政策的吸引力
政策的取舍，直接决定人心所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生产突飞猛进；2004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免征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收入稳步上升；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现在已达2.4亿之多；工业反哺农业，加大农业投入，构建了城乡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但是，就发展粮食生产政策而言，还需要尽快完善。概括地讲，就是一提高幅度；二加大额度。
一提高，就是逐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提价幅度。2004年我国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有力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全国物价总水平的上升，近年来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提价幅度过低，与农民的期望值相差较大。如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国标中等每市斤0.95元，而现在新小麦上市价标准品均在0.98—1.00元以上。最低收购价提价过低，一方面不足以抵消生产资料上涨的压力、农民难以增收，影响到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不便于国家掌握粮源，平抑市场粮价。在现行政策性银行机制下，最低收购价低执行预案不能启动，就意味着粮食流通主渠道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得不到收购资金贷款。主渠道不通，农民出售粮食的价格就人为地遭到压抑。当农民生产粮食的收益逐年下降时，撂荒耕地就不可避免了。粮食收购价格是决定农民生产粮食与否的最直接杠杠，保证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高昂热情，就必须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提价幅度。
二是增加种粮补贴标准。目前我国实行的对农民生产粮食的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对促进粮食生产发展意义重大。但是，总的看来补贴的数额过小，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粮食主产区，平均每亩的全部补贴仅有80—100元，平均到每市斤粮食上还不足五厘钱。现在粮食主产区的农民种植一亩粮食，一年的收入（不含劳动力投入）仅有800元至1000元。而2010年全国农民工打工的月平均收入在1599元，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生产一亩粮食的收入远远不及一个月的打工收入，市场经济意识越来越强的农民怎不撂荒耕地呢？我国农户户均耕地大约5亩左右，种植粮食的收入如果不能达到万元以上，农民就不可能选择从事粮食生产。在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影响整个物价总水平的局限下，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二、靠土地流转的带动力
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流动是进入工业社会国家的自然现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乡之后，从事粮食生产的妇女和老弱劳动力不但体力上不能适应繁重的劳动，而且知识的缺乏也不可能适应科学种田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国家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进行耕地流转。
耕地向种粮大户流转。现今意义山的种粮大户不仅仅是靠劳动力、靠体力的传统意义上的种粮人，而是依靠科技、机械化的智力型的新型农民。湖北省大冶市大箕铺镇年过半百的农民侯安杰，有拖拉机、收割机、机耕船、旋耕机、拖车、机动喷雾器和水泵等上百台农机具，总价值100多万元。这位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一共流转、承包了8个镇35个村、2.03万亩土地，2010年收获粮食800万公斤。耕地向粮食生产大户流转，流转耕地的农户得到了耕地租金，农民外出打工既能得到工资收入，又免除了种地的后顾之忧；承包耕地的农户发挥了规模化、标准化的优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商品率。
耕地向粮食加工产业化龙头企业流转。经过粮食市场化、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国有粮食加工企业改制、淘汰产能小、技术水平差、生产效率低的小企业后，目前出现了不少大中型粮食加工产业化龙头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大、设备先进、管理水平高，对粮食加工原料需求量大、质量控制严。一家一户生产的、千差万别的粮食不可能达到这些的要求。各级政府要因势利导，鼓励粮食加工产业化龙头企业流转农民耕地，优先雇请农民按照市场需要生产适销对路的粮食商品，不但解决了粮食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的问题，也保证了企业生产原料供应，还变农民为农业工人，不用背井离乡外出务工。
耕地向社会合作组织流转。方兴未艾的各种社会合作组织，是耕地流转的有效载体。四川省“崇州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农村生产粮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据《中国网》5月18日报道：农民生产粮食最怕的，就是“双抢”季节。“双抢”，抢的是季节，抢的是时间。这个时节用工打挤，矛盾最突出。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留守在家的“老弱”群众难以应付农忙季节。
如何解决？崇州市的做法让人眼前一亮――从机制入手，引导农民成立土地生产合作社，在千家万户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同时组建农业超市与合作社对接，提供从种到销的“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缺劳力、缺技术、缺农机矛盾。这其实就是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思路。农业生产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劳动力的短缺也有很鲜明的季节性。这个矛盾在广大农村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那些劳动力输出大县还比较突出。让农村壮劳力长期保持候鸟式地流动，显然不是现实可行的选项。出路只能是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三、靠社会化服务的推动力
粮食生产不仅仅需要劳动力，还需要种子、用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更需要资金、技术、气象资源等多方面要素支持，现代意义上的粮食生产离不开社会化服务。
研发、推广优良品种，是发展粮食生产的首要问题。尽快改变我国粮食品种多、乱、杂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国家要在人、财、上舍得投入，不断研发、大面积推广高产、优质的粮食品种，提高粮食产量、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粮食生产越来越离不开化肥。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说：“30%～50%的粮食增产源自于化肥，大约有一半的世界人口都依赖于化肥。” 从1949年到2009年，我国粮食作物的总产从1.1亿吨增至约5.3亿吨。其中，面积基本没有变，而单产从年均1.0吨/公顷增加到5.6吨/公顷，增加了4.6倍。在这个过程中，化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化肥就不可能有“温饱”。但是，目前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这些化学合成物质不仅污染了耕地、水等农业之本，还严重威胁到食品安全。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从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变化图上看，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公顷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而现在是868斤，以百倍速度增加。因此，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至关重要。这样不仅减少了粮食生产的投入，提高了粮食生产率，也减少了环境污染。
推行高产创建活动，已经被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是提高粮食商品率的重要手段。要扩大覆盖面，以示范效应推动我国粮食生产高产稳产。
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必须大力推广机械化。国家在研发适应不同品种粮食的机械方面还应加强力度，同时在农机具补贴方面要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粮食生产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粮食生产，特别是规模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国家要完善对粮食生产的金融支持力度，让粮食生产者不因资金问题影响生产投入和扩大再生产。同时，在粮食生产保险上给予更加优惠的待遇，增强粮食生产抗风险的能力。
今年的旱涝灾害，充分说明我国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的“短板”，暴露的问题亟需改进。要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切切实实搞好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力争旱涝保收。
频繁、加重发生的自然灾害，要求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天气预报，搞好抗灾救灾工作，以使粮食生产获得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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