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业不是能否找到岗位，而是岗位能否匹配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人才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张宇泉感叹道。
“首钢职业学校的学生一入学就已经被抢光了。一些高级技工工资超过了本科生。”10月10日，他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2013年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发布暨进一步促进更高质量就业研讨会上说。
他的说法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当下中国就业的总量问题已经逐步淡出，而就业的结构性问题日趋突出，这使得整个就业政策，需要全力从过去从追求数量型增长，向提升质量转变。
此前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于就业的表述，已经从过去的“力求更加充分的就业”，转变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出现这一变化，与2012年劳动力总量为9.37亿人，比上年下降345万有关。这也是多年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绝对数量第一次下降。
为此，2013年中国人力资源报告建议，下一步国家不仅要注重就业规模的持续增大，还要注重就业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劳动者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增加工资收入，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就业保障，能够得到劳动保护，增加就业的稳定性。
总量问题日趋淡出
根据记者了解，随着全国劳动力总量在2012年开始下降，目前中国就业的总量问题，相比就业结构性问题显得逐步淡化。而后者显得日趋突出。
数据显示，继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后，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也第一次下降。
同时中国劳动参与率也在逐年下降，2011年只有70.8%，低于2005年的76%。上述报告指出， 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比如技能劳动者用人需求每年呈现增长的态势，特别是中高级技能人才供不应求。其中市场中对求职者登记有明显要求的占总需求的60%左右。
这表现在，大批的岗位需求因为工资低等原因无人愿意干，而一些工资高的岗位，因为从业者技能缺乏，难以找到应聘者。
比如沙特阿拉伯要从中国招护士，月薪6000美元，但是招不到人。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具有国际执照的护士。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指出，过去30年中国做世界工厂，就业率很高，但是就业环境质量差。“过去是有数量，没有就业质量，其实是没有生活质量。”他说。
据悉，每年中国毕业大学生约700万人，但是职业教育缺乏，这导致大部分学生所学难以有用武之地，与市场脱节。这就产生了大学毕业生起薪不如农民工的情况。
人力资源部一位人士指出，像大学生这个群体反而需要国家关注，这说明大学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求存在不匹配的问题。
另外农民工工作好找，但是大部分是低端技能岗位。而工资少则三五千，多则上万的月嫂，则比较难找。究其原因，还是缺乏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
就业欲求从量到质转变
北师大工商学院院长赖德胜指出，中国过去30年追求数量的就业增长，在未来需要转为求质量提高。
这方面在国际上已经有先例。
比如巴西和韩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都差不多，现在韩国人均GDP是巴西的数倍，原因是，韩国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做得非常系统完善。
据了解，目前每年毕业大学生工作难找，与学生所学专业与市场关系不大有关。此外，大学开设的课程与市场脱节，没有建立很好的学徒制度，也影响了学生就业。而在德国等国家，很多学生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被带为学徒，这使得其毕业就可以完全胜任工作。
为此，人力资源部劳动科学院就业室主任张丽宾认为，目前国家需要做好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政策的顶层设计，注重政策的整合和系统化。特别是要协调好就业、社保、劳动关系等业务领域的政策，也要协调好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教育政策等。
据悉，目前国家大力推行职业教育和就业优先政策，但是很多政策存在体制性制约因素。比如技校属于劳动系统主管，而职业学校属于教育系统主管。同为职业教育，未有达到统一管理。
此外，国家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是很多创业贷款需要抵押，而大学生难以有抵押产品，这使得鼓励创业政策难以落地。
而最关键的是，全国缺乏一个面向所有劳动者的培训制度，且国家培训方面的资金匮乏。已经有的培训机构则鱼龙混杂，比如仅北京就有几万家培训机构，大部分都是低端培训。
而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思维已经发生了大转变，其看重的是休息、劳保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这些人需要劳动知情权、收益权、参与权、分享权和保障权。“对于更高质量的就业，老百姓有强烈的期盼。”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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