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推动“三去一降一补”还应注意的问题与隐患

　　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部署下半年六项重点经济工作。其中，关于补短板、去产能、去杠杆、房地产市场的工作安排，表明“三去一降一补”仍要继续推动，但应立足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眼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大局，致力于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
　　早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当时中央就认识到了“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的问题，但两年多以来，要么是对部分问题认识尚不到位，要么对部分政策执行仍有偏差，导致一些内生性、结构性的矛盾逐步显现并日趋激化。
　　从去产能来看，根据近几年的数据，钢铁、煤炭等重点行业都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务。但问题和隐忧也不少，一是“僵尸企业”退出。去产能是去落后产能、去低端产能，但随着钢铁、煤炭价格的回升，部分僵尸企业却出现死灰复燃的迹象。以钢铁行业为例，今年1-2月，全国累计生产钢材1.59亿吨，部分中小钢企产量增加较快，粗钢新增产量占比达72.6%，不排除部分已关停取缔的地条钢复工生产。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自2017年四季度的78%下滑到二季度的76.8%，也是工业产能非理性扩张的一个明证。二是债务处置。过剩产能企业集中在钢铁、煤炭、冶金、电力等行业，很多都是国有企业，往往占据了较多的信贷资源，债务率较高，比如根据国资委梳理的央企中需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及特困企业就有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元，如果处理不当，债务风险将可能进一步传导到银行体系。三是职工安置。职工安置事关数百万职工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而且与就业密切相关。去年2亿吨钢煤去产能的职工安置是50万人，今年1.8亿吨钢煤去产能大约需要再安置职工45万人。
　　推动去产能实质性进展不是简单的关停并转和淘汰压减，而是要在切实做好债务处置和职工安置的基础上，促进过剩产能行业的转型升级和脱困发展。
　　从去库存来看，根据易居研究院的统计，截至2018年3月底，全国范围受监测的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43712万平方米，库存规模已经回落到了五年前水平。房地产库存的快速消化，与这几年的棚改政策密不可分。棚改方案有货币和实物两种，实物安置主要对应各地的保障房建设，货币安置则对应动迁家庭购买商品房。自去库存启动以来，各地加大了棚改货币安置的比例，货币安置比例也从2014年的9%飙升到2017年的60%，三四线城市可能超过了80%。近年来，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疯涨，货币安置是一个重要推手。
　　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是房地产市场调控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框架。三四线城市应将棚改政策从货币安置为主调整回实物安置为主，加快城市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包容和融合。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房地产市场最大的亮点是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这是房地产市场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租购同权为特色的住房租赁市场改革，给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但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根深蒂固的安居乐业的观念，使得租房仍不能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真正在一二线城市推开租购同权，需要同时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教育、医疗资源分配的配套改革，与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相适应，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从去杠杆来看，今年以来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广义流动性收缩，企业再融资压力和经营困难加大，货币政策趋于稳健，政策口径也从“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转变为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特别是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同日央行大额超预期新作MLF进一步确认货币政策宽松，使部分人产生货币政策转向和去杠杆进程暂停的错觉。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表明去杠杆仍是当前的重点工作，做好去杠杆工作必须而且必要，货币政策将更注重去杠杆进程与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合理需求之间的平衡。
　　不可否认，过去的去杠杆进程中存在两种认知误区：第一是杠杆率要降到很低甚至零。适度负债是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利润率的良好财务工具，但过高的杠杆率会加重企业的财务负担，进而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杠杆率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将杠杆率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上，“去杠杆”应是“降杠杆”。第二是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要去杠杆。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总体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有所回落。但国有企业杠杆率和地方政府债务依然是当前我国最突出的债务问题和去杠杆工作的重点领域。同时，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率高企的同时，大量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却无法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获得足够的融资支持，不得不通过影子银行、民间借贷等方式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而且，去杠杆的推进使得弱信用资质主体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受紧缩压力不对称的影响，更容易受到冲击。所以，去杠杆不能“一刀切”，而应致力于优化杠杆结构，积极稳妥降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优化融资结构，这也是“结构性去杠杆”的本质要求。
　　在去杠杆的进程中，还要切实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正视而不是忽视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政策制定和执行应着眼于促进影子银行的规范，使其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重点防范和打击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自循环，以及资金流向地方政府平台、房地产甚至是过剩产能行业等国家限制的领域和市场主体。二是进一步完善政策的反馈评价和动态调整机制，明确各种政策执行的边界指引和统筹协调，特别是要对各种政策的叠加效应进行更准确更及时的评估。
　　从补短板来看，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在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的同时，也需要民间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当然，我们也看到，民间资本参与的热情和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需要在优化营商环境、放开准入限制，畅通投融资渠道等方面多下功夫。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是补短板的另一个重点。乡村振兴要重点补“三农”的两个短板，一是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短板，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二是农村缺乏公共品投入和工作机会的短板，促进“以工哺农”“城市反哺农村”，城乡要素和资源从单向流动相双向流动转变。同时，补短板需要落实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比如农村两权、林权确权、集体产权等。推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改革，执行价补分离的政策，真正实现由市场定价。第二，加快金融服务创新。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强调，要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特征是多层次、广覆盖、竞争适度、风险可控，关键是要实现商业可持续，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从降成本来看，由于税费可调整、可优化的空间较大，因此减税降费仍将是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工作的主要抓手，重点将落在优化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率结构、完善地方收费清单和清理政府性基金三个方面。同时，降成本还应着力降低中间环节的成本，比如融资、物流、能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