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G7）峰会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举行，作为东道主的日本在峰会开始前便各方斡旋，试图让每个成员国都接受其提出的协调政策议题。
何为协调政策？就是七国统一起来，以扩大财政公共支出为途径，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与复苏。对此，财政空间尚有余地的德国不以为然，欧洲其他成员国也表示不赞同，就连被日本视为“好伙伴”的美国也有官员明确回应说，各国经济实际情况不同，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使得G7峰会取得最终协商一致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作为一个债务问题频亮红灯、财政赤字屡创新高的国家，日本真有立场、有资格、以“模范先锋”的身份劝说别国增加财政支出吗？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债务余额比三个月前再度增加4.78万亿日元，达到1049.37万亿日元。这是什么概念？以日本目前约1.27亿人口分摊下来计算，平均每个日本人将负担约826万日元，而日本人均月收入也才40万日元上下。财政负担如此沉重，难怪G7其他成员国会对日本有关协调政策的提议不屑一顾。
关于日本政府财政压力的话题多年来持续升温。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一再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通过减少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消费和投资。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推行的“安倍经济学”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了这一经济刺激手段，使得政府债务率即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大幅上升。
日本政府债务率在1991年时仅为不到90％，安倍上任时已攀升至23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测算，日本政府债务率目前或已升至250％，而且还有不断攀升的趋势。
追根溯源，日本政府财政压力大，主要在于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其中老龄化问题最为关键。在2016财年预算中，由于老龄化等原因导致的社会保障费用增至31.97万亿日元，较2015财年增加4412亿日元。
日本人口下降是长期存在于日本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一难题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加大日本财政压力，还包括了劳动人口减少、社会活力减退等一系列阻碍日本经济健康、持续和长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安倍政府将希望寄托于提高消费税，试图以“开源”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但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8％后，不仅财政状况未能改善，日本经济还多次陷入技术性衰退或濒临经济萎缩。
无论是与自身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发达国家横向比较，目前的日本政府财政无疑都处在最糟糕的境地。而负债累累、寅吃卯粮的日本政府只想“开源”，不思“节流”，不仅加快了自身濒临财政悬崖的步伐，而且对全球金融市场 稳定性和全球经济复苏构成了威胁。就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债务滚雪球般大幅增长已大大削弱了投资者信心，大量资金不断从日本国债市场逃离，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资本市场动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淑英认为，日本政府债务早在多年前便已处在危险境地，之所以没有爆发危机，主要是受到日本国内居民储蓄率高、日本国内经济持续通货紧缩和超低利率格局、国际金融市场危机频发令日元成为投资者热捧避险工具，以及日本政府多方承诺将改善财政状况等多重因素的“保驾护航”。然而，随着这四个保护因素逐渐发生转变，特别是日本政府所谓的将在2020财年实现财政盈余实为空头承诺，日本政府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将远高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都将是一大风险因素”。
安倍政府以“安倍经济学”为向导，在超发货币的同时大量发行国债，不仅动摇了国际投资者对日元资产的信心，就连日本国内投资者也减持日本国债、增持美元资产。庞大的日本政府债务犹如一股能量巨大的暗流，可能随时搅动全球经济格局。
（友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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